今年是西藏民主改革50周年，3月28日是“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为了对西藏历史有一个全面、客观、概括的了解，记者专门在人民网、新华网等官方网站查阅了相关资料，对师生们比较关心的“西藏武装叛乱发生的过程”和“设立‘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具有什么意义”两个问题做了摘编整理，以供学习、教育参考之用。
第一个问题：西藏武装叛乱发生的过程
西藏在过去的历史上实行的是上层僧侣和贵族专政的封建农奴制，西藏的广大农奴迫切要求挣脱农奴制的枷锁。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央人民政府考虑到西藏历史和现实的特殊情况，对西藏社会制度的改革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态度。《十七条协议》规定，这种改革中央不加强迫，由西藏地方政府自动进行。1957年1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访问印度期间又向达赖、班禅及随行的西藏地方政府主要官员转交了毛泽东主席的信，传达了中央的决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1958年至1962年）不搞改革，6年之后是否改革，仍然由西藏根据那时的情况和条件决定。
但是，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中的一些人根本反对改革，试图永远保持农奴制，以维护既得利益。他们蓄意违背和破坏《十七条协议》，变本加厉地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1952年3、4月间，西藏地方政府的司曹鲁康娃和洛桑扎西暗中支持非法组织“人民会议”在拉萨骚乱闹事，反对《十七条协议》，提出人民解放军“撤出西藏”。1955年，西藏地方政府噶伦索康·旺清格勒等在当时的西康省藏区秘密策划煽动武装叛乱。1956年，该区叛乱开始，叛乱分子围攻地方政权机构，残杀工作人员和群众数百人。1957年5月在西藏地方政府噶伦柳霞·土登塔巴、先喀·居美多吉的支持下，成立了“四水六岗”叛乱组织，稍后又成立号称“卫教军”的叛乱武装，提出“西藏独立”及反对改革的口号，叛乱活动愈演愈烈，仅1958年8月，就有70多起。
西藏的武装叛乱，从开始就得到国外反华势力的支持。1957年，美国中央情报局从旅居国外的藏人中挑选6名青年，送到美国的关岛，接受识图、收发报、射击和跳伞训练。此后，美国又在科罗拉多州海尔营地分批训练“康巴游击队员”达170人，经训练的“康巴游击队员”被分批空投或潜回西藏，“建立有效的抵抗运动”，“反对中国人的占领”。1958年5月，首批受美训练的两名特务携带电台到叛乱头目恩珠仓·公布扎西设在山南的总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联系。不久，美国即在哲古地区空投一批武器弹药给叛乱分子，计轻机枪20挺，迫击炮2门，步枪100支，手榴弹600枚，炮弹600发，子弹近4万发。这一时期，美国还从陆路偷运大批武器弹药供给盘踞山南的叛乱分子。
在西藏顽固坚持农奴制度的农奴主和国外反华势力相互勾结下，叛乱活动迅速蔓延。
1959年2月7日，达赖喇嘛主动向西藏军区副司令员邓少东等提出：“听说西藏军区文工团在内地学习回来后演出的节目很好，我想看一次，请你们给安排一下。”邓少东等当即表示欢迎，并请达赖确定演出时间、地点，同时将达赖的这一愿望告诉了西藏地方政府的索康等噶伦和达赖的副官长帕拉·土登为登等人。3月8日，达赖确定3月10日下午3时到西藏军区礼堂看演出。西藏军区方面为此作了认真周到的接待准备工作。3月9日晚，拉萨墨本（市长）却煽动市民说：达赖喇嘛明天要去军区赴宴、看戏，汉人准备了飞机，要把达赖喇嘛劫往北京；每家都要派人到达赖喇嘛驻地罗布林卡请愿，请求他不要去军区看戏。次日晨，叛乱分子胁迫2000多人去罗布林卡，又散布“军区要毒死达赖喇嘛”的谣言，呼喊“西藏独立”、“赶走汉人”的口号。叛乱分子当场打伤西藏地方政府卸任噶伦、时任西藏军区副司令员的桑颇·才旺仁增，用石头将爱国进步人士、自治区筹委会委员堪穷帕巴拉·索朗降措活活打死，并拴在马尾上拖尸到市中心示众。随后，叛乱头目连续召开所谓“人民代表会议”、“西藏独立国人民会议”，加紧组织和扩大叛乱武装。他们公开撕毁《十七条协议》，宣布“西藏独立”，全面发动了背叛祖国的武装叛乱。
虽然罗布林卡受到叛乱分子控制，同达赖喇嘛的联系十分困难，中央代理代表谭冠三仍设法通过爱国人士先后于3月10日、11日和15日给达赖喇嘛3封信。谭冠三在信中表示体谅达赖喇嘛的处境，关心他的安全，并指出叛乱分子猖獗地进行军事挑衅，要求西藏地方政府立即予以制止。达赖喇嘛亦于3月11日、12日和16日先后给谭冠三复信3封。信中说：“反动的坏分子们正借口保护我的安全而进行危害我的活动，对此我正设法平息。”“反动集团的违法行为，使我无限忧伤……以保护我的安全为名而制造的严重离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事件，我正尽一切可能设法处理。”在16日的信中，他还表示，已对地方政府官员等进行了“教育”和“严厉地指责”，并表示几天后还可能到军区去。达赖喇嘛这3封亲笔信的原件曾由新华社记者拍成照片公开发表，现仍保存完好。
但是，3月17日夜，噶伦索康、柳霞、夏苏等叛乱头目挟持达赖喇嘛逃离拉萨，前往叛乱武装的“根据地”山南。叛乱失败后，又逃往印度。达赖喇嘛离开拉萨后，叛乱分子调集约7000人，于3月20日凌晨向党政军机关发动全面进攻。人民解放军在忍无可忍、让无可让的情况下，于当日上午10时奉命进行反击。在藏族爱国僧俗人民的支持下，仅用两天时间，就彻底平息了拉萨市区的叛乱。以后又平息了叛乱分子长期盘踞的山南地区的叛乱。流窜于其他地区的叛乱武装也相继瓦解。人民解放军在平叛过程中军纪严明，得到广大僧俗人士的衷心拥护。他们主动配合人民解放军平息叛乱，各地群众纷纷组织自卫队、联防队、保畜队等自卫性组织，为平叛大军修路、运输、送信、引路、烧茶送水、站岗放哨、救治伤员，使叛乱分子陷于孤立。许多叛军在我军包围后成股地投降。拉萨叛乱的迅速平定，说明西藏叛国集团必然灭亡，西藏人民的前途是光明的。这首先是因为，西藏人民是爱国的，他们拥护中央人民政府，热爱人民解放军，反对帝国主义的叛国分子。
为了彻底肃清叛匪，国务院已命令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在西藏各地实行军事管制。军事管制委员会的任务是：镇压叛乱；保护人民；保护遵守中国法律的外国侨民；受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和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的委托，西藏自治区的各级行政机构和组织西藏爱国人民的自卫武装，以代替只有三千多人的旧藏军。拉萨市的军事管制委员会已在3月23日宣布成立。其他各地的军管会都由人民解放军的代表和当地爱国人民的代表共同组成。
鉴于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达赖喇嘛尚被劫持，国务院决定在达赖喇嘛被劫期间，由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班禅额尔德尼代理主任委员职务。国务院并任命自治区委员会藏族常务委员帕巴拉·格列朗杰活佛和阿沛·阿旺晋美为副主任委员，阿沛并兼任秘书长。在西藏各地，一俟秩序恢复，都将陆续建立西藏自治区的各级地方行政机构，并开始执行自治职权。在目前时期，自治制度与人民解放军的军管制度同进并行。随着叛乱的平息，和平秩序的建立，自治制度逐步完全代替了军管制度。
由于西藏反动势力的叛乱和叛乱的失败，西藏的历史正在展开新的一页。现在已经可以得出结论：帝国主义分子和西藏反动势力把西藏的形势完全估计错了。同他们的愿望相反，他们在西藏发动的叛乱不是造成了祖国的分裂和西藏的倒退，而是促进了祖国统一的巩固，促进了西藏反动势力的灭亡，促进了西藏的民主化和西藏人民的新生。
第二个问题：设立“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具有什么意义
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列确在今年1月15日发表谈话，认为设立“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他说，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后，从西藏当时实际情况出发，没有立即在西藏实行社会政治制度改革。1959年3月10日，以达赖为首的西藏反动上层集团为保住“政教合一”的农奴制永远不改变，悍然发动了旨在分裂祖国的全面武装叛乱。
1959年3月28日，周恩来总理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领导西藏各族人民一边平叛一边进行民主改革，使百万农奴翻身获得了解放。“从此，西藏开始了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专制走向民主、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光辉历程。”
他认为，这是西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顺应时代发展趋势的伟大抉择，是先进社会制度战胜腐朽、没落社会制度的历史必然。
“五十年来，西藏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广大人民群众充分行使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赋予的各项权利，昔日的农奴成为社会主义新西藏的主人。”
他说，但长期以来，以达赖为总头子的分裂主义集团，时刻梦想在西藏恢复反动、黑暗、野蛮、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度，不断组织策划分裂破坏活动，千方百计阻挠社会主义新西藏的发展进步。西藏各族人民从封建农奴制的残酷压迫和中国共产党处处为人民谋利益的鲜明对比中，特别是经历2008年拉萨“三·一四”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更加认清了达赖集团的反动本质，更加坚定了跟党走的信心和决心。
设立“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对西藏广大干部群众饮水思源，进一步增强爱党、爱祖国、爱新西藏的感情，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对于我们进一步揭露达赖集团的反动本质，深入开展反分裂斗争，确保国家安全和西藏稳定；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教育，牢牢占领社会主义思想文化阵地，对全区深入贯彻中央关于新时期西藏工作的指导思想，坚定不移抓发展，旗帜鲜明保稳定，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路子，都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1月19日开幕的西藏自治区九届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关于设立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的决定》的议案，以纪念50年前在西藏进行的民主改革。
